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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平凡的小猪”过亿捐款引关注，幻方内部人士：是自愿捐款******

　　一则捐款信息让头部量化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在岁末年初火了一把。

　　1月9日晚间，幻方量化发布公告称，2022年度幻方量化共计向慈善机构捐赠2.2138亿元。除此以外，公司员工“一只平凡的小猪”个人向慈善机构捐赠1.38亿元。以上合计3.5938亿元均已完成打款，将支持15家慈善机构的23个公益项目。

　　“过去的几年，幻方量化及员工每年拿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公益，回馈社会，累计捐赠超过 5.8 亿元。”幻方量化在公告中表示。

　　“均是自愿捐款。”一位幻方量化内部人士对记者说道。

　　捐款3.5938亿元是什么水平？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A股4901家上市公司中，对外有捐赠的公司为2892家，捐赠总额为54.76亿元，分上市公司来看，2022年上半年长江电力捐赠额2.71亿元居榜首，宝丰能源以2.5亿元紧随其后，伊利股份位列第三，捐赠额为2.17亿元。

　　而上述消息发布后，不少网友对“一只平凡的小猪”的真实身份十分好奇。一位业内人士猜测能一次性捐这么多钱“可能是老板或者股东”。幻方对此未作回应。

　　要知道2022年上半年非银金融行业共计捐赠1.65亿元，幻方量化员工“一只平凡的小猪”个人捐款金额据这一数字仅仅相差0.27亿元。

　　事实上，除幻方量化外，还有多家量化机构同样在慈善方面大举投入。比如鸣石基金资助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中心小学300名师生的计算机设备升级、支持了上海广慈残疾儿童福利院60余名残疾儿童的技能教育、上海财经大学数理金融实验室建设和数理人才培养等。

　　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对幻方量化如此巨额的捐款数额感到惊异，“钱从哪里来”成了大家共同的关注焦点。

　　据上述幻方量化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幻方量化规模在600亿元左右。按照业内人士的计算，如果一年管理费在1%～2%之间，年收入大概在6～12亿元之间，即使刨掉给渠道的提成(一般20%)，“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幻方量化近一年收益为12.26%，到目前为止的年化收益为18.05%。旗下共有502只基金。

　　近年来一些主观多头私募同样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在2022年1月18日东方港湾2022年线上投资策略报告会中，公司人士表示截至当前时点，东方港湾向慈善机构、各类地方捐款累计已超人民币1.3亿元。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