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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调味电子烟化名“奶茶杯”网上偷卖******

　　禁售调味电子烟化名“奶茶杯”网上偷卖

　　销售商不问买家年龄 商家明知禁售品仍出售

　　“调味电子烟不是不允许卖了么？为什么现在网上还有这么多人在卖？”近日，有网友反映，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奶茶杯”“可乐罐”等名义出售已被国家禁止销售的调味电子烟。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确有商家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售卖调味电子烟。还有电子烟中间商称，有一些青少年通过网络上的商家来购买调味电子烟。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此前国家鉴于调味电子烟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已规定禁止售卖此类产品。“电子烟中的调味剂一般来说是化学合成的，吸食后可进入血液，给人体造成危害。”市场监管部门也表示，调味电子烟的危害很大，其主要成分跟传统香烟一样都是尼古丁。有律师表示，网售调味电子烟的行为已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市民可通过拨打国家烟草专卖局举报热线等方式举报此类行为。

　　化名“奶茶杯”“可乐罐”

　　被禁售调味电子烟网上售卖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部分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售卖所谓“奶茶杯”“可乐罐”等，实际联系之后，发现这些人售卖的是已被国家禁止出售的调味电子烟。

　　北青报记者根据网友的提示登录到一处社交媒体平台，在“奶茶杯”页面下，可以看到不少网友发出的求助，询问谁可以出售“奶茶杯”“可乐罐”等货品，还有网友在该页面里发布了“奶茶杯”的实物图，图上显示，所谓的“奶茶杯”其实就是调味电子烟。

　　北青报记者通过该社交媒体平台，以买家的名义联系到了多名销售调味电子烟的商家，一名商家发来的电子烟“菜单”显示，其销售多个品牌的电子烟，其中一种品牌就包括了椰青、茉莉龙井、柠檬草、香芋冰激凌等13种口味，“菜单”上的宣传文字称电子烟里有15毫升烟油，并配有600毫安电池。此外，该款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为3.5%。

　　商家提供的另一款造型为玩具熊的电子烟宣传材料中显示，该款电子烟含18毫升烟油，尼古丁含量为3%，包括花皮西瓜、玫瑰葡萄、高丛蓝莓等12种口味。

　　该商家表示，相比其他商家，她出售的产品均为真品，因此价格会贵一些。商家称，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些“奶茶杯”等关键词，一方面吸引客户，一方面规避平台的审查。

　　商家明知系禁售品仍出售

　　有上线中间商提供货源

　　北青报记者以学生身份联系了另一名商家，该商家并未因客户是学生拒绝出售电子烟，反而主动介绍了自己所有的口味。不过该商家表示，卖完这一批货物后打算先不卖了，“最近来买的人挺多，年前进的一批100多支电子烟已经卖完。但现在查得比较紧，打算卖完这批货就先停一段时间。”

　　此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的《电子烟管理办法》中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而该商家并未要求记者提供任何身份证件。

　　该商家称，其只通过邮寄的方式售卖电子烟，不会在线下店铺销售，“因为承担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北青报记者从该商家处购买两盒调味电子烟，到货的电子烟外观如同奶茶杯，并带有一个吸管状的吸食口，即使没有打开吸食口的盖子，都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调味香精气味。

　　电子烟的包装盒上介绍，该电子烟的成分包括丙二醇、植物甘油、食品调味剂和尼古丁，包装盒上还特别警告尼古丁是上瘾的化学物质，未成年人禁止使用并应远离儿童和宠物。

　　针对该调味电子烟在网络上销售的情况，北青报记者已向生产企业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并已被该部门受理。

　　多名网上商家表示，其电子烟由上线中间商提供。北青报记者通过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另一联系方式，联系到了一名自称招收代理的中间商。该中间商表示，其可以直接对接到仓库，给下线商户发货。

　　另一名自称掌握调味电子烟仓库的商家表示，其发展的下线包括代理和批发两种，操作方式不太一样，这段时间每天出货量都很大，“至于下线如何卖出去，我就管不了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联系到的所有卖家均未在推销时询问过记者的年龄。

　　电子烟中调味剂多为化学合成

　　随烟雾进入血液给人体造成危害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曾发文称，有商家将调味电子烟以“奶茶杯”“星球杯”等名义销售，这类电子烟“对校园里的未成年学生很有吸引力，虽然是一次性，但里面却有15毫升的大容量烟油”。

　　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202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明确规定，禁止电子烟烟弹销售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根据这一规定，国内已禁售任何调味电子烟。此外，电子烟的危害很大，主要成分跟传统香烟一样都是尼古丁，“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可能会成瘾，最后转变为传统烟民的概率会更高。”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所谓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设备，其烟油主要成分是尼古丁，并添加大量调味剂、芳香剂，制成如冰激凌、咖啡、白桃等口味的新型烟草。此前因口味繁多，受到部分年轻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但青少年发育尚未成熟，易受新奇事物影响，一旦接触到电子烟，对他们的健康、安全会产生直接的威胁。

　　张建枢说，电子烟中的调味剂一般来说是化学合成的，无法像食品级产品那样被吸收，一旦吸食后，烟雾中的化学成分会直接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随后进入血液，给人体造成危害。张建枢表示，正是鉴于存在这些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发布了《电子烟管理办法》，并于当年5月1日施行，其中规定，从事电子烟零售业务，应当依法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或者变更许可范围。此外，去年10月1日实施的《电子烟》国家标准中要求，鉴于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标准明确规定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

　　网售调味电子烟违反法规

　　将面临警告、没收、罚款等处罚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网售调味电子烟的行为已经违反《电子烟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电子烟》国家标准中明确电子烟不应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性，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所以生产、销售调味电子烟，直接违反了相关规定。”

　　韩骁介绍，根据规定，对违反《电子烟管理办法》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采取监管谈话，中止平台交易资格，责令暂停生产经营业务、进行整顿，直至依法取消其从事电子烟产品、雾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等生产经营业务资格等措施。

　　他表示，如果有网友发现有人在网上售卖调味电子烟的行为，可以通过拨打国家烟草专卖局举报热线或向当地、上级烟草部门投诉等方式举报。

　　韩骁说，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中还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商家将电子烟销售给未成年人，将面临警告、没收、罚款以及行政主管部门的谈话，中止平台交易资格，责令暂停生产经营业务、进行整顿等行政处罚。　文/本报记者 屈畅 实习生 刘可纯

　　统筹/蒋朔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