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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发挥组织作用，确保农村地区疫情平稳过峰******

　　农村、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一道重要关口，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加强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实际，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应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最大程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23年春节日益临近，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增多，由此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随之加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时候。对广大农村地区来说，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形成科学有效应对疫情和全方位全链条做好健康服务工作的强大合力，尤为重要，也格外紧迫。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高效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推进农村地区疫情平稳压峰过峰，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

　　在基层疫情防控体系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关键位置。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拥有整合资源的优势，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包括村组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农村党员等在内的党员干部冲在一线，与群众离得最近，是防控工作中担当作为的重要力量。关键时刻显担当。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仅要真正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更要在守土有责、统筹协调中能打硬仗。围绕“保健康、防重症”，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唯有迅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积极应对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风险，才能确保农村地区平稳过峰。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向下“压担子”，而是依托于“上下联通”的责任体系和工作体系。这就要求“五级书记”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抓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落实省负总责、市抓调度、县乡村抓落实的要求，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尤其是乡镇、村这一级，要重点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协同做好政策宣传、健康教育、疫苗接种、重点人群健康调查监测、感染者居家治疗照护、购药送药等服务保障工作。层层压实责任，级级做好工作，才能为农村地区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应该看到，我国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必须抓紧补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针对农村重点人群，实行建档立卡、精准筛查，建立重点人群包人包户联系人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动态监测跟踪其健康状况。针对医疗物资需求，加强供需对接，加快药品配送，优先保障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药品、防疫物资配备充足。用好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把各类组织和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坚决打赢农村地区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疫情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既重要又紧迫，各地区各部门要注重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尽快妥善解决。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共同维护好农村地区健康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仲田）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